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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蝙蝠作为唯一能长时间飞行、活动量大却又长寿的哺乳类，其独有的先天防御，能消除飞行对自身细胞造成的破坏，并携带亨德拉（Hendra）、立百（Nipah）、伊波拉（Ebola）或沙斯等多种病毒，自身又不发病。
2013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教授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成功从云南山洞里的蝙蝠身上，分离出一株与沙斯（SARS）病毒极度同源的沙斯样冠状病毒。相关研究的论文在权威科学期刊“Nature”（《自然》）上发表，几乎为中华菊头蝠（Chinese Horseshoe Bat）是SARS病毒源头的说法一锤定音。
当时同个团队里，还有出生在上海的澳大利亚籍病毒专家、目前旅居新加坡的杜克—国大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重点研究项目主任王林发教授（60岁）。两人合作大约16年，专门钻研蝙蝠为何会成为多种传染病毒的宿主，再通过各种扮演“中间人”角色的野生动物传给人类。两人在科学界甚至被誉为“蝙蝠侠”和“蝙蝠女侠”。
目前还在新加坡家中自我隔离的王林发，星期四（1月30日）通过电话告诉《联合早报》记者：“1月14日到18日，我在武汉时，当时关于这个病毒的消息才刚开始得到各方关注，由于刚好是冬天流感季节，大街上约1%到3%的行人戴口罩。”
受访当天，武汉肺炎（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国确诊病例已超过6000例，差不多两个月就超过沙斯在七个月内传播的人数，足见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更汹汹。截至星期六，中国大陆出现11860起病例，死亡人数达259例。
不过，现在还说不清楚个中原因。“所有的呼吸道病毒似乎都在冬季传得更快，这一点没什么不同。我相信气候变化是主要因素，但防疫措施、公众教育和提高警惕更加重要。”
同样让人惊讶的是，10年前发表那篇至今还令科学界津津乐道蝙蝠宿主论的，就是武汉的科学家，而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暴风眼也是他每年到访好几次的历史名城，一切都似乎巧得很。
巧合的不止这些。石正丽的团队刚在1月23日发表文章指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基因序列，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即：引发武汉肺炎的病毒宿主可能仍是蝙蝠。
王林发说：“石教授的团队每年都去云南山洞找蝙蝠好几次，实验室里有好多从蝙蝠身上找到的病毒基因序列样本。这次发现的新病毒跟实验室里原本就掌握的其中一个序列有96％相似，那是相当高了！沙斯病毒和蝙蝠身上的活病毒，（同源性）是90％。”
但是科学研究不能光靠巧合。王林发说，要百分之百证明这次的病毒是从蝙蝠来的，是很难的。他回忆，2003年沙斯暴发后，石教授和他的那篇论文直到2013年才发表在《自然》，也就是说：从排出基因序列到从蝙蝠身上采集到活病毒，花了10年时间。
“比如我们认为伊波拉病毒也是从蝙蝠传染的，科学家花了几十年也没采到活病毒，但已测出基因序列。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病毒目前是在骆驼身上测到，还没在蝙蝠身上测到。”
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1月29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预测疫情应在来临一周或10天左右达到高峰。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也认为元宵节（正月十五）能看到（武汉）封城成效。
王林发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只要病例曲线基本平稳，不是很快往上升，我们就算是‘赢了’，毕竟多数人的病情还是轻微的。但要完全消除新病例，还没这么快。”
这次的抗炎战役也有令科学家振奋的。王林发说：“人类在近百年来已经发现了很多病毒，一般都是大规模爆发后，从病患身上找出病毒，确定是疾病的根源。
“从科学家的角度，这次肺炎一个值得肯定的成就，就是武汉两家医院将采集自病患身上的未知病毒送往商业基因实验室测序，结果测出了病毒基因排序。“这样的新一代排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技术意味着以后很快就能探测出新型疾病。”
根据初步推算，武汉肺炎平均每个感染者会传染给两三个人，专家认为，这样的传染率要比一般的感冒，甚至沙斯或者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都要来得强。
根据英国帝国理工学院1月25日的报告，截至1月18人，每个武汉肺炎病例可能传给了两三个人。“这意味着防疫措施要能挡住超过六成的传播才算有效。如果按照沙斯和MERS的经验，传给第二代的人数可多可少，有的一人传给很多人，有的却很少。这都要看防疫措施做得好不好。”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梁卓伟1月27日在港大医学院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根据截至1月25日数据所做出的数学模型，病毒的基本繁殖率为2.13，即一名患者可传染给2.13人，疫情每6.2日倍增。
梁卓伟预计，疫情会在4月至5月到达顶峰，由于重庆与武汉交通连接最频繁，出入境人流最多，将较中国其他省市早一至两星期达至顶峰。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系主任及全球卫生方案联合主任许励扬副教授指出，跟一般感冒的平均1.4至1.5传染率相比，武汉肺炎传染率可算是相当高，但目前下定论还太早。
“沙斯和MERS的传染率都低于1，因此这两种病毒随着时间推移‘自行毁灭’，因为它们‘撑不下去’。当传染率超过1，病毒就会自行传播开来。”
他也指出，武汉肺炎的传染率还不是最高的，麻疹的传染率为12至18倍。“传染率也要看是在什么环境，如果是50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传染率自然很高。”
许励扬副教授：很难预测出现社区传播会是什么情况，但我相信经过沙斯教训后，我们一定能更好地应对。（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提供）
2003年沙斯期间，国人因害怕受感染，对陈笃生医院避而远之，连德士司机也不敢到那里载客。当时在陈笃生医院传染病部门实习的许励扬，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
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担任传染病系主任及全球卫生方案联合主任的许励扬副教授受访时忆述：“沙斯来袭时，大家还不清楚对付的是什么样的病毒；医疗人员只能根据患者症状，以及是否接触过确诊病患来判断病情。沙斯病患病得很严重，跟现在不太一样。”
另外，沙斯期间，医学界直到疫情来到“中间点”时，才利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测试诊断病毒，这次武汉肺炎爆发两个月内就能诊断出病情，速度快了许多。
许励扬记得沙斯当年，医护人员对于新型病毒的防护意识还不高，直到疫情加剧后才穿戴个人保护装备（PPE），导致一些医护人员受感染。他认为，现在医院的每张病床边都备有手部消毒液，医护人员的防护意识显著提高。
呼吸道病毒的传染率和杀伤力，要看病毒攻击哪个部位。比如，沙斯冠状病毒附在人体下呼吸道的细胞，直击肺部，没那么容易散播。一般感冒病毒则是附着于上呼吸道，通过咳嗽或打喷嚏就能轻易散播，但不会导致严重疾病，因为它没攻击到肺部。
不过，与沙斯相同的是，医学界在短期内应该无法研发出预防武汉肺炎的疫苗或治疗方式。许励扬指出，即使疫苗能在两三个月内研发出来，还须经过临床试验，确保安全和有效，才能让病患使用，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一年时间。
许励扬说：“更早掌握信息就能更快采取行动，但社交媒体充斥各种假信息，很容易分散公众的注意力。”他爆料：“我阿姨刚转发一则信息，说每天摄取1000毫克维他命C，就不会感染武汉肺炎。这没有科学根据。
除了上维基百科（Wikipedia）了解其他国家的疫情发展，许励扬每天也会浏览微博和中国网站追读新闻，他笑说，华文程度也提升了。
他总结说：“如今我们跟全球的联系更为紧密，因此病毒也能传播得更远。由于本地尚未有社区传播，因此我们很难预测若出现社区传播会是什么情况，但我相信有了沙斯的教训，我们一定能更好地应对。”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很多人马上联想到17年前的那场沙斯战役，也让来自北京的孙宽（51岁，作家）感触颇深。孙宽在1994年移居新加坡，与英国籍丈夫一同生活。2003年4月沙斯全面暴发前，她连续发高烧三个星期，到家庭诊所求医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在深圳的第一晚，孙宽开始腹泻，高烧39度。由于母亲和阿姨身体无恙，她以为是自己体质容易发热。“我以为只是过度疲劳，加上吃火锅吃坏肚子，不以为意，只服了自备的止泻药和退烧药。”
“我一回到新加坡就立即赶往家庭诊所求医。当时我浑身疼痛和发冷，但医生诊断只是普通的肠胃感冒，只给了我止痛药和药效很强的抗生素。”
返新后第四天，孙宽病情仍无起色，一进食就呕吐，连水也不想喝。奇怪的是，她始终没出现咳嗽和打喷嚏等一般感冒症状。“医生说，高烧不退，抗生素也没效，应该是病毒感染，但当时没人知道是什么病毒，甚至有医生怀疑我得了爱之病。”
2003年4月，沙斯全面爆发后，孙宽接到家庭诊所的电话。“他们怀疑我可能是第一批感染过沙斯且存活下来的人，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康复的。”
后来看了新闻报道，孙宽才惊觉，那名到香港旅行的沙斯病毒“超级传播者”（super spreader）在同一期间，与她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同一层楼。
回想那段患病经历，孙宽觉得自己那段时间情绪低落、生活作息和饮食不健康，导致免疫力下降。她认为，战胜病毒的关键是稳定情绪，以及培养良好卫生习惯。
“过度恐慌只会使抵抗力迅速崩溃。若感到不适，应远离负面情绪和人群，不要到处乱跑。经常打扫房间也很重要，我常用白醋浸泡衣物和清洗浴盆，并且定期消毒洗衣机、手机和电脑，不让病毒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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